为了“双一流”目标,高校要减少推免“保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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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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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推免是研究生入学的主要方式之一,优秀本科毕业生会面临 “留本校”还是 “去外校”的抉择。 高校出于理念、成本、生源等因素倾向于 “留住”本校优秀本科生,而教育部希望促进生源院校间流动鼓励跨校推免。 推免生究竟应该去向何方?

      推免是研究生入学的主要方式之一,优秀本科毕业生会面临 “留本校”还是 “去外校”的抉择。

      高校出于理念、成本、生源等因素倾向于 “留住”本校优秀本科生,而教育部希望促进生源院校间流动鼓励跨校推免。

      推免生究竟应该去向何方?

      本文将给你一些答案。

      01推免政策的起源

      研究生,特别是学术型研究生作为我国未来的创新型学术人才,是国家科学研究的核心储备力量。研究生招生入学方式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是高等教育领域重要的教育政策之一。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被推免的学生简称“推免生”)是研究生多元招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重要环节。

      虽然最初推行时因公平性问题惹人争议,但如今推免生已为高校眼里的“香饽饽”。统计表明,一流大学推免生的比例基本都接近了50%,部分高校的某些院系甚至超过80%。

      我国的“推免”政策源于1951年。由于当时研究生入学只有推免一条途径,尚无“考试”可言。真正意义上的“推免”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落定雏形。198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198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全国重点高校可以进行推荐少数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试点工作”,至此拉开了推免的序幕。

      政策推行之初,高校对推免生持谨慎、怀疑态度,以为如同七十年代初般以“工农出身”作为推免生标准,普遍怀疑其是否如统一招生考试严格筛选下的学生优秀。

      政策实行两三年后,中国医科大学便对其1985-88级推免生与统考生的考试成绩进行比较,认为“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入学质量是可以信赖的”。第一军医大学也对其1985级推免生与统考生的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质量进行了比较,得到了“推荐免试能够保证入学质量”的结论。

      02高校偏好本校生源

      教育部鼓励跨校推免

      之后的10多年中,高校逐渐对“推免生是优质生源”形成了共识,各校都希望获得优秀的推免生以提升人才培养和科研综合竞争力。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衡量推免生质量,接收高校对于外校本科教育质量以及推荐而来的学生依然心存“戒心”,因此更偏好本校生源;同时推荐高校也担心将学生推荐至外校容易遭到拒绝,浪费名额,因此也更偏好推荐至本校。多种因素混合使高校推免时自留比例过高。

      为促进院校间生源交流发展,教育部2002年发布的《关于做好2003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2〕13号文)中首次指出,“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接受本校推荐免试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校推荐免试生总数的70%,其中西部及军工、石油、农林、矿业、地质类高校不超过80%”。

      2006年教育部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教学厅〔2006〕14号文),鼓励推免生在不同地区间、招生单位间及不同学科间交流;禁止高校以推免为由进行本硕连读培养和宣传;将有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接收本校推免生的比例下降到65%(军工、矿业、石油、地质、农林等特殊类型的高等学校不得超过75%)。

      面对当时各校偏好接受本校学生以及学术近亲繁殖现象,教育部多次发文鼓励推免生“跨学科、跨院校交流”。

      出于对本校推免生更为熟悉、招收本校生源成本更低、认为本校生源更优秀等原因,接收高校依旧更愿意接受来自本校、本学科的推免生,部分高校甚至出现了以留住优质生源为目的的(下有)“对策”。

      龚桢梽等指出,教育部文件虽然在直属高校间制定了互相推免制度,但实施中各校更愿意把条件最优的学生留在本校继续培养,这一点被形象地表述为“肥水不流外人田”。王天凤等认为,教育部文件只限制了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招生本校生源的名额,未对其它高校有所限制,而未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由于招生规模较小、学科声誉低而存在生源不足的问题,因而更倾向于将本校应届本科生继续留校培养。

      在具体操作中,甚至存在硬性规定排名靠前的学生必须留校的现象。国内某高校推荐免试生相关规定中就有一条“根据综合成绩排名,位于前70%的‘推免生’优先进入本校;不愿意留本校的,取消其推免资格,从后30%中递补。”

      更有某校研究生院在总结招生经验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要在本科生中做足宣传工作,引导本校优秀本科生报考本校硕士点,提高本校推免本科生的比例来获得更多“优质”研究生生源。

      针对高校千方百计留住本校生源的举措,教育部于2013、2014年连续发文(教学厅〔2013〕8号文,教学厅〔2014〕5号文),强调“推免工作提倡不同高校学生交流融合,激发学生创新活力,鼓励学科交叉,推动复合型人才培养”,指出“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本校推免生报考其他研究生招生单位”、“要充分尊重并维护考生自主选择志愿的权利,不得将报考本校作为遴选推免生的条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限制推免生自主报考”。

      面对教育部的相关政策,高校“留住优质生源”的行动开始向入学阶段转移。近年来高校与学界再次兴起了一股“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或“本硕贯通式培养”的浪潮,文科、理科、工科、农科等学科领域内均有学者探讨如何建设本研一体贯通式培养模式。大部分方案都指向于,自本科招生时起就对学生有所区分,筛选优秀学生进入“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班级,在本校以较短学制修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这一建议在学生时间成本和财政成本方面似乎很有吸引力。

      上述分析表明,教育部和高校推免生“保内”还是“保外”的政策和教育实践之间长期存在矛盾。

      教育部站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角度,努力推动高校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人才流动,但相关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并不牢固,缺乏说服力,也被高校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出于对高质量和充足研究生生源的考虑,认为本校、本专业本科生的学术基础深厚扎实,倾向于接受本校推免生。

      教育部政策基于校际间的流动有利于人才发展和学术创造的假设,高校则秉持学术研究要深挖精探、“师门”一脉相承的“传统”。

      那么,站在本科、硕士、博士高等教育的系统视角,究竟如何才能更好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鼓励学生在不同学科、不同高校和学术环境间的流动而具备学缘异质性,抑或是支持人才在本校熟悉而缺乏挑战的学术环境和领域继续深入挖掘?“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的“本研一体”模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是有价值的探索吗?

      03学缘异质性

      全口径院士教育成长路径分析

      为了解答上述困惑,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出的全部院士成长历程进行分析,基于实证数据探究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成长路径。

      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在中国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统称“院士”。之所以增加“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大批优秀本科毕业生赴美留学,在成长视角下其本质与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类似。

      据中国科学院官网,截至2019年2月,中国科学院共有院士1370人(780健在+590去世);据中国工程院官网,截至2019年2月,中国工程院共有院士1070人(857健在+213去世),但官网公布的工程管理学部院士人数为33人,实际页面呈现58人;符合条件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30人。以上共计2495人。

      在2495名院士中,24人是工程院跨学部院士;34人既是工程院院士,又是科学院院士,如王选、张光斗,吴良镛等;4人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调整后,我们研究的总院士人数为2495-24-34-4=2433人。

      在2433名院士中,本科毕业于1949年后的院士共1778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有1068人。

      因此,本研究将对上述1068名在新中国接受全部、或部分高等教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院士样本展开分析。

      我们把院士中本科、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在不同高校学习定义为具备学缘异质性,其中包括本科在两所高校就读的、本质上是转学经历的学生。

      在有效样本中,仅取得硕士学位(未取得博士学位)的院士276人,其中本科与硕士就读于相同院校的有100人,占36.23%;就读于不同院校而具备学缘异质性的176人,占全体样本的63.77%。

      在1068份有效样本中,未取得硕士学位而直接获得博士学位(直博)的院士共有243人,其中本科与博士就读于不同院校而具备学缘异质性的有225人,占92.59%;就读于相同院校仅18人,占7.41%。

      在1068份有效样本中,先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博士学位的院士有549人,其中本科、硕士、博士均就读于相同院校而不具备学缘异质性的仅86人,占15.64%;本科、硕士同校,博士不同校的有115人,硕士、博士同校的有136人,本科、博士同校的有8人;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三个不同院校的有204人。

      整体而言,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完整学历教育而不具备学缘异质性的院士极少,仅204名,占全部有效样本的19.10%;具备学缘异质性的院士共864名,占80.90%。很大一部分人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阶段至少经历了一次环境转变,更有很多人经历了两次转变。

      除了院士履历相关数据外,多名院士对早年求学生涯的回忆也印证了学缘异质性与创新间的密切关系。

      案例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中和晚年回忆自己在苏联的求学生涯,当时苏联遗传学分为对立两派,他所求学的教研室主任和他的导师分属于不同派别,他分别从两派中都汲取了养分。翟院士坦言,“这对我后来的学习非常有帮助,我很支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他认为接触不同的学术思想有助于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先后在四川化工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核化工专业(核燃料处理工艺专业)学习,1960年5月获得副博士学位,最后才转往其有所成就的研究领域。

      也有不少院士认为,成就自己的关键在于就读于不同学校期间跟随过多位不同的优秀导师。

      案例

      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敬魁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不同的求学和工作初期,知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期间深受老师高尚品格、学术精神的熏陶影响,受益终生。为我以后在学科交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顺利完成科学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洪钟也认为,他在学习和科学研究道路上先后在太原工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遇到杨贵林、郭慕孙和格雷斯(J.R.Grace)三位优秀科学家导师,使得自己的研究始终处于科学前沿。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在吉林工学院、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东京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作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藤岛昭先生使其受益匪浅,成了他研究的转折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导师井口洋夫先生又一次刷新了他对科学的理解,使其获得了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勇气。

      04学缘异质性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关系

      的初步分析

      学术流动与学术创造力相关的第一种认知逻辑

      上述实证数据表明,作为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群体,绝大部分院士具备学缘异质性,经历了跨院校的学习,具备从多个院校获得的广阔学术视野和研究经验。院士回忆录作为生动的质性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术流动与学术成就间的关联。

      在不同地区、不同院校求学,有助于学生获得多方面、多元的知识和理念;跟随不同方向、不同理念的导师学习,使个体避免了单一教师或教师群体长期反复训练所形成的学术观点的遮蔽,避免陷入长期反复训练所形成的“范式陷阱”。

      上述实证数据同时意味着,如果学生的学历教育在同一学校完成,学生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概率将大幅度降低。也可以说,学生的学历教育在同一高校完成很可能大概率“消灭”拔尖创新人才,这一点是学术流动与学术创造力相关的第一种认知逻辑。

      另一项研究以我国229名青年长江学者为研究对象,也发现多数学者在本、硕、博教育阶段具备学缘异质性,分别就读于三所院校的学者进入学术职业发展期开展独立科研的时间最短;不同校际间的流动、留学经历通过多样性的教育模式、学习氛围,利于学者在成长阶段汲取新的思维方式,形成新的知识结构。

      香港大学学者霍顿(Hugo Horta)2013年针对学术流动与学术生产力之间的研究,发现个体学术生涯早期流动经历与其终生的学术行为、学术产出密切相关,缺乏流动会带来学术生产力低下。同时他还发现,只“流动”一次与不“流动”者之间学术生产力的区别并不明显,进而呼吁学术流动应该贯穿研究者的整个学术生涯,教育政策应当关注于“缩短”学术“近亲繁殖”的时间与其他可能。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昭示着校际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学缘异质性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以及创新的重要作用。

      学术流动与学术创造力相关的第二种认知逻辑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头脑中的知识按照“意义”组织在一起,相关性高的知识在大脑中被存放地更“靠近”,而相关性低的知识存放地“更远”。

      个体每接受一个新知识,就会在脑海中激活一片新神经元,围绕核心概念形成一个联结的节点。当个体今后再接受了相同(或相近)并相互印证的知识时,就会在已激活神经元的附近延伸出去,再激活更多神经元并建立联结通路,扩大原有的节点范围,这一过程非常类似范式的强化。

      当个体自发建立了A知识与B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时,大脑中的A片神经元与B片神经元之间便会形成一条通路,即A节点和B节点形成了新的联结。当两片已经激活的神经元非常临近时,个体便有可能在这两片神经元中建立通路。联结通路的建立不源于对外在知识的吸收,而在于对已有知识的重构。

      创新往往就发生在未知领域的知识重构与原本并无联系的节点之间联结通路的建立过程中。

      从这一视角来看,校际流动的意义就在于帮助个体建立更多神经通路。

      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领域深入学习,固然有助于大脑源源不断地激活更多的神经元,使该节点联结的神经元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增多,半径不断扩大;

      但在校际、学科之间流动方能使个体从不同的切入点看待同一现象,跳出原有知识架构范式的束缚,在相近之处激活原本无联系的神经元以促进广泛通路的建立。这一点是学术流动与学术创造力相关的第二种认知逻辑。

      学术流动与学术创造力相关的第三种认知逻辑

      学术流动与学术创造力相关的第三种认知逻辑呈现于机缘、瞬间等因素在人才成长中可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本研一体”的非学缘异质性教育制度安排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思路是线性的,即希望学生从本科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志趣”,从此沿着自己的理想一帆风顺地成为我们想要他们成为的那种人。

      但事实上,人的志趣、理想乃至人本身,终其一生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和发展,在不同时期会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瞬间、顿悟等似乎非理性的重要因素,在成长中发挥着理性被局限而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有变化的环境和学缘异质性才能增加这样的机缘。“线性思维”是天真和未经审辨的、想当然的,并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05愈发严重的现状

      “保内”风气盛行

      目前,我国高校推免现状不容乐观。

      各高校出于生源、招生成本等方面方便的考虑,又受“加强基础,深入挖掘”等“天真”理念影响,往往倾向于招收本校推免生。加之近年来高校科研任务越来越重,“双一流”评估压力增大,高校对于“研究生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本校研究生自大四起便可作为研究助手参与工作,本校推免生“好用”、“好上手”,致使“保内”风气愈演愈烈。

      2016年9月,A大学被指“以各种名义占用上百个普通推免名额,变相要求学生报考本校研究生”,光明网对此评论,认为此举源于“一些高校视生源为利益,千方百计想要留住本校学生,让生源的流动板结化,也让高校的‘学缘’构成趋于单一化。”

      从高校流入构成(高校接收学生的生源学校结构比例)来看,B大学2018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共计3120名,其中硕士生2195名,博士生925名,来自全国162所高校,其中来自B大学本校的免试硕士生795名,免试博士生242名,共计1037名,占全部名额的33.24%。2019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共计3322名,其中硕士生2174名,博士生1148名,来自全国173所高校,但其中来自B大学本校的本科生共有1092名,占全部名额的32.87%,包括免试硕士生772名和免试博士生320名。

      从高校流出构成(本校学生去往其它高校的结构比例)来看,C大学2018年本科毕业生中选择国内升学的共有1438人,其中留在本校的有1274人;硕士毕业生中选择国内升学的共有523人,其中留在本校的有469人,在1961名选择境内升学的学生中有1743名选择了本校升学,比例高达88.88%。根据就业质量报告,D大学2018年毕业生中共有2162名本科生被录取为境内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其中留在本校的有1757人,比例为81.27%。E大学2018届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去向最多的高校也是自身,832名选择国内升学的本科生中557人选择了本校,占66.95%。

      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人才对我国的重要性,人才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截至2014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8114万人,仍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但与总量第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顶尖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弱,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展开竞争与合作。

      对此,部分学者近年来再次提出了“本硕连读”等“本研一体”培养模式,以求缩短学制、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应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现阶段人才培养方面所面对的特殊需求。

      东南大学等高校在其一流本科教育行动方案中,也将“本研一体”作为战略明确提出。“本研一体”培养模式缩短了学制,让学生更早地接触科研,也避免了本科最后一年的“空窗期”,似乎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

      但“本研一体”却限制了学生的校际流动,使学生在其学术生涯早期接受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同一院校,这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是巨大的危险,是学生和高校尚未知觉的危险。“本研一体”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思路是一种线性的“天真”思路。

      “本研一体”培养模式是基于我国当下“双一流”高校学生大部分本科毕业后会选择升学,并且境内升学大部分情况下选择本校的现状提出,但这样的现状,恰是需要特别去改变的。

      06结论与政策建议

      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

      要把学生推出去

      基于院士成长学缘异质性的分析表明,在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学生在不同高校之间流动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从这个视角出发,对于即将推免的学生或者选择报乐和彩下载究生学校的学生而言,人生选择的标准更加明确;对于期待培养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对于推荐和接受推免生的高校,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特别紧缺的国家而言,教育政策清晰明确。

      取消“推荐”程序,赋予学生更大的选择自由

      首先,对于学生而言,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校际流动和由此形成的学缘异质性,能够使自身成长环境发生变化,带来不同的信息、知识和多元视角,这有助于思维发展和学术能力的持续增进,避免单一学术视角的遮蔽。

      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每所院校都有特色学科和研究方向,都有具有学术个性的学者,学科差别相对院校差别更加重要。因此,对于有着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抱负的学生而言,无论选择“保研”还是报乐和彩下载究生,其目标高校选择的视野不能局限于本校,必须选择其他高校才能增加自己的成才可能。

      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和高校微观教育政策,都应赋予学生更大的选择自由。

      部分高校之所以能够要求学生必须“保内”才能获得推荐资格,核心就在于推免生选择自由受限。长远而言,取消“推荐”这一程序而赋予学生更大的选择自由、注重“录取”单一程序的管理,是值得探索的重要政策方向。在这一方面,学生的选择自由和生涯教育是政策执行关键。

      一流本科教育一定要把学生推出去

      其次,对于“双一流”和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而言,增加毕业生的学缘异质性意义非同寻常。

      如果期待本科教育培养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在推免和毕业教育环节,核心任务是帮助学生认识成长规律,对其他高校的学科、学者进行介绍以帮助学生扩展学术眼界,从而把学生推向其他高校和学科,这与传统观念距离甚远。

      这意味着,假设某高校本科教育参与了教育部拔尖计划2.0项目,本科教育也获得了很高生均教育投入,该校也采取了国际化、本科生科研、小班研讨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致力于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但如果该校要求学生推免“保内”而使学生在硕士期间大部分留在了本校,那么该校未来很难培养出许多拔尖创新人才,也不可能成就一流本科教育,前期投入和努力很有可能付诸东流。

      因此,一流本科教育一定要把学生推出去。

      高校应接收更多“跨校保研”学生

      此外,为了实现“双一流”目标,高校研究生院和各学科都应当制定政策,不接受或者少接受本校本科生继续在本校、本学科继续读研,这一点也与“常识”相距甚远;只有从其他高校吸引更多优秀研究生生源,该校才可形成生源学缘的多样性氛围,才可能在研究生期间培养出一流人才。

      为保证本校研究生优秀生源,高校应以更开放的心胸接受来自其他院校的学生,使得研究生学缘生态保持多样性。

      为此,高校在研究生学科和学者宣传、开放的暑期学校建设方面,需要做出更大努力,力求扩大规模、提高质量,促进有效的师生互动,帮助其他高校学生了解自己。

      同时,“本硕连读”等“本研一体”培养模式与上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背道而驰,其价值存疑、危险性凸显,相关实践需要慎重。

      教育部推免政策要努力实现自由与强制的有机统一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校际流动可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

      在充分增加和保证学生选择自由基础上,在尊重高校学术自由基础上,教育部推免政策要努力实现自由与强制的有机统一:

      赋予学生更多和更大的选择自由;

      同时,在学生、高校对拔尖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尚未到位、高校“保内”风气盛行的当下,教育部从“录取”单一环节入手,严格限制高校“保内”录取名额,并增加相关宣传,使学校了解研究生学缘异质性对于一流本科教育和“双一流”的重要性,使学生了解校际流动对于成长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选择自由,避免高校依然怀揣着“生源保护”的心态而阻挠学生在升学阶段合理的校际流动。

      07讨论

      本研究以院士成长经历学缘异质性的实证分析,探索校际流动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间的紧密联系,鼓励学生在升学阶段跨校就读而获得学缘异质性,鼓励高校跨校招收研究生而形成研究生学缘的多样性生态,进而否定了“本研一体”模式的研究和教育实践价值。

      但本研究仍然有以下不足:

      首先,本文选取的实证数据为院士数据,虽然为全口径数据,但院士所包含的往往是理工医科等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缺少人文社科拔尖人才成长样本。

      虽然本研究倾向认为,工科、理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创造性人才成长的知识论本质方面具有相似性,因而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成长方面,学缘异质性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但以上判断仍有待实证研究支持。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人才的成长相对理科工科而言可能具有独特规律,特别是劳动在促进“实事求是”方面的独特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建国后在科学研究方面,大学和科学院系统长期科教分离。以上世纪90年代“211工程”为标志,大学才开始大规模从事科学研究,科教融合才有所改善。这段历史是否较为显著地影响了院士的成长和培养规律,值得探索。未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完善,随着院士数量增多,相关规律值得继续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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